易衡本能觉得范琴说得很有道理，但是又感觉不对劲，越是琢磨越是感觉到蹊跷之处，律法的设立，自然是为了维护和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，但是现在却变样了，分倒是有些助长权贵的势头，虽说平民依然可以受益，但是比重肯定不如权贵高。
范琴直言不能只看比重还是要看基数，权贵始终都是少数，所以严查的话，不仅收效甚微，而且会搞得士绅不合，对于庙堂也好，对于社稷也罢，都是有弊无利的事情，如今的趋势很好，维护了士绅的体面，同样也给了百姓希望，一切立法的初衷，肯定是为了广大人民，既然已经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好处，那么就算律法的有所纰漏，目的达到了，过程有些蜿蜒曲折，也算无伤大雅。
易衡被范琴一通劝说，认为既然百姓喜闻乐见的话，那么暂且不要干涉和更改，如果之后弊端暴露的话，再拨乱反正即可。
范琴实际上核心点还是在维护士绅的权益，单以数量来看，显然士绅拍马不及广大人民，不过范琴也认同易衡的观点，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未到40纳妾的行为，但是必须要严格限制纳妾的数量，不能毫无节制的让士绅纳妾下去。
这一点上周礼早已说明，普通人的话，顶多只能2个妾身，士大夫则是3个，这是理论上的数值，但是君王赏赐除外，包括高高在上的诸侯王，按照周礼只能9个妃子，所以作为臣子，理论上最多只能纳妾8人，包括周天子都有限制，也不可能无限的纳妃，周礼已经写得很清楚，天子后立六宫，三夫人，九嫔，二十七世妇，八十一御妻，当然贵为天子自然可以无视礼制，不过这样做的话，就会留下污点，必然会被史官书写记载，除非是暴君，否则史书留名的威慑，足以约束绝大多数的天子和诸侯王。
易衡生气的一点就在于富商之子都敢纳妾5人，要知道众多的官员也就只有1个结发夫妻而已，其中就包括文琼，要知道文琼可是丞相府长吏，毫不夸张地讲，整个渠国除了易衡之外，文琼的话语权最大。
连文琼都没有纳妾，所以易衡非常的生气，认为有人藐视律法，准备出手惩戒一番。
最终易衡还是赶到了丞相府，召集官吏开会研究讨论，文琼认同范琴的观点，认为这事无伤大雅，这要是放在其他诸侯国，自然会严查追责，但是渠国的草原氏族们，本来就不在意周礼，所以乡绅豪强才敢钻空子，无视律法的规定，再加上渠国的确很缺人，所以没有必要追究和严查，顺其自然即可，当然有人告官的话，那么就必须按照律法来定罪，也算是变相保护了妾室的利益。
韩飞说道：“丞相就算想要追究，也没有办法追究，这些乡绅豪强特别会钻漏洞，要知道平民百姓根本没有资格纳妾，要不是国家人口短缺，加上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，这才开了一个口子，让平民百姓在年满四十之后，还未有子嗣的情况，允许纳妾一人，不用猜想就知道，这些人所谓的纳妾根本没有合法的手续，说白了就是奴婢一样的存在，只要他们的夫人不告官的话，那么就是家务事，朝廷根本没有理由插手，所以自然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，要说完全禁止的话，说实话不现实，金屋藏娇这种事情自古便有，朝廷那有这么多的余力，来追查这类的事情，难度太大了！我也赞成文琼大人的观点，只要不告官的话，当做不知道即可，过多的限制，太容易滋生矛盾。”
公孙施则是说道：“丞相的说法很有意思，士绅一体，实际上士的问题，丞相已经解决，渠国乃是全天下最风言开放的国家，不以风言论罪，并且多有嘉奖，广开仕途，让很多学者、贤者能够走上仕途，士大夫对于丞相的评价非常好，自然不会反对丞相的政策，这样也助于社稷的安危。”
公孙施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并且渠国也没有重农抑商，而是两头抓，并驾齐驱，加上我国最大的商人黄以默很懂事，不断的分权，不断的让出利益，雨露均沾，他吃肉也让其他商贾喝汤，商贾可谓是和气团团，一片和谐，自然对于丞相格外的爱戴和拥护，如今士绅都没有问题，唯独在于渠国本土的氏族，经过数次的事件，氏族逐渐认可了丞相的能力，同样接受了现有的制度和新法新政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不会再起波澜，整个渠国现在是上下一心，同心同德，国内的忧患和矛盾基本解决和调和，目前只需要专注于国外即可，当然国内的局势依然不稳，特别是学者之间的流派之争，丞相必须要早日做出决断，确定某一派系作为渠国的立国之本，治国根基，否则流派之争，依然是巨大的隐患，毫不夸张地讲，不爆发就算了，一旦爆发起来，恐有灭国之危。”
众人皆是沉默不语，在场的人都有自己支持的流派，文琼典型的儒家，韩飞则是法家，墨矩则是墨家，包括公孙施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方针。
易衡同样明白，一旦确定的话，渠国就要坚持下去，所谓朝令夕改，威信何在，所以易衡非常的慎重，一直在思考，到底以何种方式确定根基，目前来看的话，科举制重心和重点还是在儒家一派，经义十之八九都是儒学，只有十之一二才是各家的经典。
易衡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乱世用重典没有错，新政新法维持不变，不过从长久来讲，还是得以仁政宽厚治民。”
看似易衡承认了法学，实际上却表达了儒学才是根本，韩飞也不失望，说道：“丞相至圣至贤，以仁政治民不可厚非，但是我还是坚持，以法治国，比仁政要好许多，毕竟不是每一个掌权者，都如同丞相一般圣贤仁义，仁政实施的条件，要求掌权者太高了！”
韩飞不反对以仁政治理，但是认为仁政只适用于圣贤之人，不如他现行的政令，可以适应不同的掌权者，更好的维持社稷的安稳。
公孙施则是认为仁政也好，重典也罢，决定社稷是否安稳的乃是执行人和掌权人，所谓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政令没有办法左右社稷，真正左右社稷的乃是人。